关于达尔文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达尔文(1809~1882),出生于英国西部施鲁斯伯里一个世代为医的家庭。16岁时,他被送到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但达尔文从小就爱打猎,采集矿物和植物标本。
父亲认为他游手好闲,1829年,在盛怒之下,他被父亲送到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希望他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1831年,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同年12月,英国政府组织了“贝格尔”号军舰环球考察,达尔文以“博物学家”身份自费搭船开始考察活动。这艘军舰穿越大西洋、太平洋,经过澳大利亚,越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于1836年10日回到英国。1842年,他第一次写出《物种起源》的简要提纲。1859年11月,达尔文经过20多年研究,终于写成科学巨著《物种起源》。1882年4月19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因病去世,他的遗体被安葬在牛顿墓旁。
达尔文自己把《物种起源》称为“一部长篇争辩”,它论证了两个问题:第一,物种是可变的,生物是进化的。当时绝大部分读了《物种起源》的生物学家都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进化论从此取代神创论,成为生物学研究的基石。即使是在当时,有关生物是否进化的辩论,也主要是在生物学家和基督教传道士之间,而不是在生物学界内部进行的。第二,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动力。当时的生物学家对接受这一点犹豫不决,因为自然选择学说在当时存在着三大困难。
如果达尔文知道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实验,就不会在遗传问题上陷入绝境了。孟德尔在1865年就已经发现了基因的分离定律和独立分配定律。生物遗传并不融合,而是以基因为单位分离地传递,随机地组合。因此,只要群体足够大,在没有外来因素(比如自然选择)的影响时,一个遗传性状就不会消失(肤色的融合是几对基因作用下的表面现象)。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一个优良的基因能够增加其在群体中的频率,并逐渐扩散到整个群体。
很显然,孟德尔主义正是达尔文所需要的遗传理论。可惜,孟德尔的发现被当时的科学界完全忽视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孟德尔主义在1900年被重新发现时,遗传学家们却认为它宣告了达尔文主义的死亡,在他们看来,随机的基因突变,而不是自然选择,才是生物进化的真正动力。只有一些在野外观察动植物行为的生物统计学家仍然信奉达尔文主义,因为他们所观察到的生物对环境的奇妙适应性,是无法用随机的突变来解释的。
关于《物种起源》的译本:
《物种起源》这个译本第一版,195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距今已三十九年了。其后由三联书店转给商务印书馆,1963年重印一次,1981年后又多次重印,均未进行修订。第一版问世时,正值我国学习达尔文进化论的高潮,高等学校的生物系、农学院以及中学普遍设立了“达尔文主义”的课程。中学生考大学时,规定要考“达尔文主义”,可见当时在学校中重视进化论教育的程度了。
可是,当时讲的是苏联模式的“达尔文主义”,即“所谓米丘林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他们认为,达尔文学说中存在着错误和弱点,最主要的是达尔文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应用于生物科学,承认生物界存在着“繁殖过剩”,并认为由繁殖过剩所引起的种内斗争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力。他们还批判了达尔文的渐进的进化观点以及达尔文所犯的所谓其他唯心主义的错误。在这种形势下,一切不愿盲从的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读一读达尔文原著的要求,特别是希望读一读阐述达尔文全面观点的《物种起源》,看一看达尔文犯的唯心主义的错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可是,当时在我国只有一部1918年用文言体翻译出版的《物种原始》(马君武译本),已远远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周建人先生虽有一个译本于解放战争期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但他谦虚地认为自己的译文还不尽善尽美,于是他约我,我又约当时在教育出版社编辑《达尔文主义基础》的方宗熙先生合作,共同重译《物种起源》。
由于客观的迫切需要,我们根据原著内容的三大段落,把译文分为三部分,译完一部分,出版一部分,共为三个分册。在第一版问世时,我们曾明确指出,这是“试译本”,就是说当时我们对自己的译文并不十分满意,准备再版时再做修订。但由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这一愿望始终未得实现。可是三十多年来,无论风里雨里,我一直惦念着这一未圆满完成的工作。周老和宗熙也是如此。周老于去世前曾在《北京晚报》(1982年3月)发表文章说:“我们数人合译的达尔文著《物种起源》,最近又由商务印书馆重新印刷发行了。但在我译的部分有不妥处。我因年迈,已无力重新校订,……但我总觉得心里不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在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时,发出这样的感叹,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宗熙1984年去美国讲学前,我曾在北京见到他,他也念念不忘修订这部伟大著作的译文,不料他回国后就溘然逝世了。现在,译者三人中留下尚在人间的只有我一人了;而我也年逾七十,日薄西山了。所以我趁着脑力尚未完全衰退的时候,用了一年时间,对照原著并参阅日文译本对译文进行了一次修订。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我的生物学水平和文字水平有限,不妥之处恐仍难免,我想将来总会有更好的译本出现的。当我完成这一工作后,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又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倘不如此,这部书的修订工作何至于等待这么多年,想起来这是非常可憾之事,但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