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竹贴黄刻云龙御题诗文长方盒09秋拍

周旋翰墨间——贴黄云龙纹长方匣  张荣/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主任
在大清王朝异彩纷呈的工艺美术品中，清代中期出现了一种具有浓浓的文人书卷气的工艺品——贴黄，受到皇家的推崇和喜爱，成为琳琅满目文玩中的一枝独秀。

贴黄又称“文竹”、“翻簧”，是取大型的楠竹为材料，将新鲜的竹筒分节截开，劈去竹青和竹肌，仅留下薄薄的一层竹黄片，经过水煮、晾干、压平等工序，粘贴到各种形状的器物上，有的还因装饰纹样的需要，贴上两至三层的竹黄片。贴黄器具有色泽光润，清淡幽雅，类似象牙的质感，器皿表面毫无接痕，被誉为“天衣无缝”、“宛若天成”的艺术品。贴黄工艺是由民间工艺发展为皇家工艺的，始创于湖南邵阳地区，后被江浙人发扬光大。《上杭县志实业志》载：“三吴制竹器悉汗青，取滑腻而已。杭独衷其黄而矫合之，柔之以药，和之以胶，制成文具、玩具诸小品，质似象牙而素过之；素似黄杨，坚泽又过之。乾隆十六年（1750）翠华南幸。採备方物入贡，乾隆时尚精此技，今已不可得矣。”乾隆朝著名的文人纪晓岚曾赋诗二首，其中一首是：“本自汗青材，裁为几上器，周旋翰墨间，犹得近文字，若欲贮黄金，籝乃陈留制”。对贴黄制品大加赞赏。

清代为皇帝和皇室成员制作御用物品的机构为内务府造办处，因初设在养心殿，后仍习惯地称为“养心殿造办处”。造办处是一个庞大的皇家工厂，内部分工细致而明确，最兴旺时有四十多个作坊，如木作、画作、珐琅作、牙作、漆作等，恰恰没有贴黄作，贴黄器大部分是在牙作制作。牙作常与砚作在一起，除制作象牙雕刻、砚外，犀角、虬角、沉香、核桃、琥珀、玳瑁等质地的物品也在此制作，可谓“综合作”。乾隆一朝的贴黄器主要有仿古造型的鼎、尊、壶；生活用品中各种形状的盒子、匣、冠架；文房用品中的笔筒、成套文具等，所刻纹饰有夔纹、勾连纹、回纹、雷纹、蝉纹及山水人物、花鸟等。

贴黄匣为一对，高11.6厘米，长34.5厘米，宽18厘米。匣内有屉。匣面雕刻两条竖龙脚踏海水江崖，在云海中搏击翻腾，体态舒展，苍劲雄浑。龙是封建社会皇权和皇帝的象征，它是乾隆时期各种器物中经常使用的装饰纹样，具有典型的皇家风采。两条龙中间留有长方形空白“题签”，此处一般是用于题写匣中所置书册、手卷或册页名称，比如：剔红“御笔戒得堂记”盒、黑漆描金“乐善堂文钞序”提箱、掐丝珐琅“御笔养正图诗”盒、紫檀“御笔十全老人之宝说”长方盒等，内置与题名相同的书籍或册页，它们只有外包装盒材料的不同，而装饰图案如出一辙。贴黄匣恰恰在“题签”处未题字，留有空白。我们发现在清宫藏品中也有类似情况的书匣。

匣四壁装饰的云海中点缀有十二章的纹饰，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是封建帝王服饰上经常使用的纹饰，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在匣壁使用十二章，只是作为纹样起到装饰作用，当然也说明它具有明显的皇家艺术风格和特色。

匣盖内戗金隶书御制五言诗四首，分别刻在两匣盖内，经查阅《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这四首诗最早作于乾隆二十二年（1756），因同名的御制诗乾隆曾作过几次，而匣盖内刻“乾隆丁未”，丁未为乾隆五十二年（1787）。推断丁未年是此匣的制作年代，而不是御制诗的写作年代。

匣内置一屉，采用戗金工艺分别装饰二幅董邦达山水小景，寥寥数笔，清晰地勾勒出山石、树木、人物，画面静谧而空旷，左下角书“臣董邦达恭绘”。董邦达传世的“臣”字款画作很多，此仅为其中之二幅。董邦达（1699-1769），富阳县人，雍正十一（1733）年进士，乾隆十二（1747）年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任工部尚书等职。董邦达具有双重身份——官员和画家，作为官员，他仕途通达，光宗耀祖；作为画家，工山水画，远师“元四家”，近学“清初四王”，其作品水墨疏淡，用色淡雅，具有文人气。画的意境与御制文的内容大致吻合。